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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5-28 10:33:26

                                                                          周忠和认为,现行科普法实施以来,科普领域各个部门间在职责、利益等方面存在相互掣肘现象,导致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实效不强。

                                                                          让华盛顿叫喊吧,它的制裁就像不到半瓶啤酒使劲晃出沫一样唬人。我们高兴地看到,大量香港的机构和组织以及工商业领袖都在发出声音支持国安法的制定,而激进示威的势头则远不像那些人吹嘘的一样汹涌。在国际上,华盛顿得到的应和也远未达到它希望的规模。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涉港国安立法实际迈出了相当主动的第一步。“某种程度上说,谣言比病毒更可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委员表示,此次疫情期间,新媒体上出现的许多传播力、影响力巨大的抗疫科普作品,在引导公众科学应对疫情、科学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网上传播的各类伪科学谣言,引发公众恐慌,却找不到追责和执法的法律依据。“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已经施行18年,科普领域形势已大不相同,大量专业科普从业者的出现,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是时候对科普法进行修订了。”

                                                                          科普新使命呼唤更强法制保障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把香港当对抗北京的棋子,一旦利用不成就与香港人民为敌的真实面目将逐渐暴露出来。美国越制裁香港,香港广大民众的利益越与整个国家拴在一起,真正形成香港与祖国荣辱与共的格局。国安法加上美国的错误行动将共同重构香港的舆论氛围,卖国主义逐渐在香港失去嚣张作乱的空间是大势所趋。

                                                                          2002年颁布并施行的科普法实施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从2001年的1.4%提升到2018年的8.27%。科普法为公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根据现有科普法,无法追究地方政府不履行科普法确定的‘逐步提高’和‘增长’的科普经费责任。”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创作研究室主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陈玲看来,现有法律下,有些规定长期“形同虚设”。作为创新发展一翼,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新时代科普也难以真正发挥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作用。

                                                                          美国不是世界,它甚至不是整个西方。香港只要重新实现稳定,有国家的鼎力支持,又有高度自治的特殊条件,它的发展大运势只会比过去更好。看看上海、深圳都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香港有着对内同一起跑线、对外更加开放的雄厚资源,它没有任何理由因为美国给一只小鞋穿就摔倒在前进的路上。美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搅乱香港就是美开始对这座城市下毒手。没有国安法之前,恶势力试图冲击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有国安法之后,美对香港“翻脸”。中美关系恶化无论如何都会反应到香港这里,香港势必要以变应变,丰富自己保持繁荣的方式。

                                                                          随着应急科普需求的不断增加,一些网络自媒体为了追求点击率,甚至为了博眼球“一夜成名”,采取“有图有真相”的新技术,打着科普旗号,传播一些虚假内容、不实信息甚至谣言,但因为缺乏有关的法律条文约束而得不到惩处。

                                                                          陈玲总结,立足现有的我国科普法治,难以正面回应新型科普形式带来的权利义务剧烈变化,难以积极应对新型科普现象所带来的法定职权与法定边界的模糊,更难以有效解决新型科普纠纷所引发的观念碰撞和权利冲突。